气静，而已往之气，一去不回。

为此朱先生在其《易学哲学史》中，作了四千多字的长篇论证，但论证过程多有牵强之处，难以令人信服。因为清谈中的往返对话，一般是没有记录的。

对某种具体事物之道研究，要运用形式逻辑——形名学方法，从事物的现象(形)出发，通过形名学的校实定名、辨名析理等分析过程，揭示其本质(实)与规律(理)，最后用概念与命题(名)给其下定义。王弼虽然贵无，但无通过有(自然之性)表现出自己的存在。永和是晋穆帝的年号(345-356年)。例如他批评王肃颠倒皇与帝称号地位高低的错误时说：化合神者曰皇，德合天者曰帝。《晋书》惔传取此，并没王、谢不言。

第一步，排除刘注引文不是孙盛《易象妙于见形》。刘便作二百许语，辞难简切，孙理遂屈。善修身者，始能践行尽性，始能成人，尽性之至者，方为圣人。

这对于我们当下的诸多种类的个体行为规范的启示在于：转变立场，从我做起。有学问之知，由多闻多见以求知，而闻见所会理明心，得德性之真知，因以不昧，学知之者，次也。孙应鳌的社会治理思想中有三个核心范畴心政世，体现了中国传统儒学中道势天下三者间的辩证关系。只此便是天命之性，未发之中，故《易》者，圣人尽性之书也。

在孙应鳌看来，性是人得之于天地之理而本有的，其发之为仁、义、礼、智。但并不是说，孙应鳌没有对外在修身方法的论述。

基于学和身内涵的广泛性，为学修身具有多层面的内涵。学优必仕，未尝徒学而忘仕。求诸己，便是为己之学，是求之有益于得，求在我者也。人之生也，得天地之理以为性。

求诸人，所求者皆无与于性分者也。[39] 学仁工夫就从孝弟做起。子思曰：天命之谓性，孟子曰：性善，天命流行与物无妄于穆之继续而不已者，性何为不善？既命于天，天岂非至善？是乃人之所得以成性者，此孔子相近之说也，此子思、孟子所以得夫子之旨也。惟率其性之自然，即无往而非道矣。

[30]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值得注意的是，孙氏之个人治理思想是把身作为价值指向的，以身为对象，也就是以自己为对象，这与其说是心学思想的体现，不如说是严格道德主义和理性自律意识的体现，具有深刻的反思意识。

人得天地之心，在父子为亲，在君臣为义，在夫妇为别，在兄弟为序，在朋友为信，[54]孝、弟、慈，吾心之天理也。三、价值省察 孙应鳌之心治观以其心学思想为理据，凸显了心在治理中的核心价值地位，是对阳明学之继承发展，也是对时代问题的回应。

而且修身的内涵首先即是家庭伦理。知不知在人，故已有能，君子不病不己知，不求在人者也。人与天无二，所以不能如天者只因不纯，不纯则有已(当为己字之误)，一毫有己与天不相似矣。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其心公溥，其道广大，此之谓人心，此之谓王道。[32]此可谓是对其个人治理思想的进一步补充、丰富和概括。怒之过为忿，喜之过为欲，惩而窒之，使心不至于有所情，不至于有僻，已发之际犹未发之时，是之谓中则性复矣。

孙应鳌的心治思想产生于中国心性儒学的高峰阶段，其对心的标举是时代学术思想的必然，反映了中国传统儒学的基本特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德性化的理想色彩，表达了中国士人阶层对个体完美人格与理想社会及二者圆融和谐关系的期许。在中晚明的政治文化、学术思想语境中，孙氏之治理思想是有一定的突破的，其在心学政三个领域的展开，体现出鲜明的实用价值取向，对当下之个人治理、社会治理有一定的启示价值。

齐家者，明明德于家也。他是著名的理学大师，也是贵州阳明学派的杰出代表。

第一，本体论层面，从心与物的体用关系的角度入手，以德性的培养为着眼点展开论述。在孙应鳌看来，道在表面上在而无在，有而无有，给人以把捉不定的感觉。

[42]这万物一体之心正是明德修身以治世的前提。在外在修养方面，孙应鳌还主张为学进德要朋友聚乐： 说者，心体也。事公卿父兄，勉丧事，节酒食，皆人生日用伦理之常，圣人以为何有？则所以自修者，固不外此，非有甚高难行之事。[8] 君子之学包含有两个方面，即学和守，学的目的在于明道，守的目的在于立德。

可见圣贤学问，只在人伦日用上做，外此皆非吾之学也。尽道不外于忠恕，尽恕不外于子、臣、弟、友，尽子、臣、弟、友不外于信行笃实。

综上可见，从明后期社会思想背景来看，孙应鳌对现实层面的治世思想的论述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它对士人、臣民和君主三类人以道治世的举例，增强了理论的现实针对性。以为有远近高卑者，远、近非两处，高、卑非两地。

烛不足以明一室，烛非其烛矣。举之则君相所以达治，圣贤所以合德也。

以学为仕，以仕为学，由此，学与政两个领域得以相互融合。孙应鳌从心学出发对民之地位的提高，既有心学对主体高扬的要求，也体现出朴素的民本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阳明觉民行道思想的继承和创新。故知太极本无极，而后识天道无停机之妙。[56] 学仕一理，肯定了学与仕的相通性。

[27] 心体正，即可不滞于有无，物来应感，物去无迹，廓然大公，各止其所，其中没有丝毫人为。因此要约其情使合于中性，其情之谓也。

但需要指出的是，孙应鳌的治理思想并不是纯粹道德说教，而是有着切实的现实针对性的。所谓无欲，即是心体生生之本然。

在这里，孙应鳌指示出一条由日常感性生活走向道德理性和道德境界的修养途径，这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人们对明代士人道学家面貌的看法，同时也体现出孙应鳌个体治理思想的多层面性和丰富性。[7] 在孙应鳌看来，道与身是不可分离的，所谓道即在当人之身，明道自然也就成为修身的重要内容。